127 报争

　　在蒲素看来，换言之，如今的上海越来越难以区分什么是犯罪，什么是阴谋了，因为这二者都将残存的上海市民社会搅得体无完肤。

　　正因为上海是个夜生活丰富的城市，酒店便成了恐怖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主要目标，对于亲南京分子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将敲诈与恐怖活动结合在一起了。

　　1940年的春节，8家歌舞厅遭到炸弹袭击，其中5家是在1月25日夜间的一个小时内同时遭到袭击的。它们是：仙乐斯、米高梅舞厅、神仙世界、绿宝、百乐门、兰贝斯酒吧、兰贝斯小屋，以及马霍路附近爱多亚路上的一家酒店。

　　大部分炸弹都是“扰乱型”的，用磷或汽油制作，但是炸弹在仙乐斯爆炸时飞溅起的玻璃碎片击中了公共租界一个华籍警官的儿子，导致其死亡。

　　如往常一样，警方侦查并追捕亲南京的分子，而恐怖分子则轻而易举地逃入歹土的安全住宅内，或者逃回极司非尔路76号，正规警察不能进人这个受到日本人庇护的地方。

　　如今，极司非尔路76号换了新主人。由于汪伪政权内，周呼海与李事群的长期不和，后者在1940年1月放弃了特工总部首脑的职位，将其让给了吴世宝。在汪未经的秘密特工机构中，李事群仍是实权人物，出任南京的警政部长。而丁末邨则被任命为社会部长。但是这两人不再直接经营76号了。

　　而正规的“上海特别市警察署”则重组为“上海市警察署”，更直接地置于新市长的控制之下。当陈私博打击不正当行业时，被人称为“敲诈王”的“76  号”首脑吴世宝，在某些方面比李事群更加难以控制。

　　1940年3月初，陈市长下令查封歹土的所有赌场。但是，至少有4家大娱乐厅继续在开门营业。这4家赌场的老板“认识”吴世宝与日本宪兵队，因为他们每天要向“东亚慈善会”（位于愚园路1032弄25号）交纳  12  000元保护费，而这个协会的首脑则是资深的日本警官。

　　吴世宝倒过来告诉中国警察局长卢英上校，市政府方面想査封赌场的任何尝试，都将导致不愉快的结局。他要求卢英上校向陈市长解释：赌场的老板们在华人总会藏有武器，假若市府想要査封的话，他们就打算进行武装抵抗。而其后台则是日本宪兵队。

　　陈私博仍然要他们关闭赌场。但是娱乐厅的老板们则将其交纳的保护费增加到每天15  000元，以保证日本人与伪政权的武装人员，在他们与中国市政府发生冲突时给予武力支持。

　　与此同时，其他的不正当行业在被占领的上诲也十分兴隆。卖淫业继续发展，以至汪伪政府最终对卖淫也取消了禁令，遂使上海到处是没有执照的野鸡。毒品交易同样兴旺，全国和上海都出现相似的情况。

　　日本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开始推行“麻醉品”政策，该政策若得到完全贯彻，每年可创收3亿元。怀揣手枪的华籍小贩为日本的麻醉品商人工作，一纸包海洛因只卖5分钱。

　　两年以后，据说上海的歹土有42家鸦片馆得到日本人及市政府当局的允诺，而得以合法经营。条件是必须要交纳一定的保护費。

　　至1939年5月或6月，歹土的赌场和鸦片馆成了伪南京政府的主要收人来源。来自不正当行业的收人每月约达374万元，其中有75万元是以“特别税”名义而进人南京国库的。较小数量交给地方行政官员。

　　例如，据说有两个官员每月从一个外籍人开设的娱乐场中收取5万元。海格路上的六国俱乐部每天交纳1万元以上，联侨总会交3  000元，华人总会交3  000  元，伊文泰也交3  000元。记者们估计，这些贡款达到赌场总收人的百分之五十。

　　然而，正在此时，东京的日本本国政府却关注起南京政权在上海控制区的犯罪、毒品和其他不正当行业的情况来。东京《朝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它争辩说加强南京政权的最有效办法，乃是去除中国长期存在的弊病，包括赌博和鸦片烟，它敦促日本当局强迫汪未经实施这些改革。

　　在此之后，日本的政客们便开始谈论“强化”南京的办法。结果，本多熊太郎大使回到东京后，公开敦促支持伪政府。这次风波的结果，增大了日本对于汪未经的压力，使之在6月访问东京期间，扫荡了上海一些过分的不正当行业点。

　　甚至在赴日本之前，汪未经就已命令沪西特警总署署长潘志杰，在5月  31日至6月2日期间关闭所有的赌场。陈私博市长坚决地支持这一决定。不管怎样，特工总部首领吴世宝却设法阻挠汪精卫的计划。

　　南京的警政部副部长邓祖禺赴上海视察这方面的工作，吴世宝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包括让他在欧洲的赌博业主刚开设的一家夜总会里度过了一宵。在此，赌场总管重开楼下的轮盘赌，而楼上则玩起了“仙美得飞w(chemin-de  fer)纸牌赌博和吃角子老虎机。

　　第二天，潘志杰得到消息说赌场已经重新开放.他便迅速答应处罚责任者。五天之后，他亲自带队突击搜査了伊文泰和悦来酒吧。但是附近其他大张旗鼓进行营业的娱乐场所却一点也没有受到骚扰。

　　此外.只有部分赌具被没收，而赌场本身却未被强制关闭。确切的报道说，一家新的大娱乐厅刚刚在哥伦比亚路开张，而这里是上海最好的住宅区之一。

　　即使如此，伪报纸《上海》却仍莫明其妙地声称陈市长取得了反赌博战役的胜利。它说道，在5月31日，所有华人经营的赌场全被査封，“永远不再复业”;潘志杰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外人在沪西开设的娱乐厅，同时采取行动对付流行的“花会”赌彩组织。

　　于是，一度声名狼藉到被称作“歹土”的地区已经重新成了'良土——拥有高级马路的理想居住区，以及拥有不断发展工业的形形色色特区……

　　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汪伪政权纵容上海大规模不正当行业一事，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此前，常凯申亲自为批判伪政府、并呼吁向赌博和鸦片开战的上海报界动笔。陈市长随后坚持要査封租界内外国人开设的赌场(当时那里只有法国人经营的一个骗钱的赌博机)，并对正规中国警察接管歹土营业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

　　之后，总部设在南市的上海特别市警察署的首脑卢英将军，最终夺取了潘志杰对歹土的控制权。卢将军派遣其副手，带着指令前赴沪西特警总署，担任潘志杰与市府警察之间的联络官。

　　在1939年的秘密特工战争中失败之后，戴利的军统开始在上海恢复其地位，“潜伏工作”有了明显的发展，1938年冬天和翌年春天，恐怖事件趋于高潮。

　　1940年1月20日，著名律师董俞坐在小车中赶去上班之际，被开了四枪。此前的11月，他在将法租界的第二特区地区法院移交给汪精卫政权一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1月25日，当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的日本经理公津正藏正走在劳勃生路上时，一名中国枪手试图行剌他。但这个特工在开了一枪后卡壳了，这位经理才得以逃生。

　　2月16日，前南京“道德协会”常务理事段滌尘在敏体尼荫路上五福楼菜馆内喝早茶时，被一名枪手击伤。

　　2月25日，数名中国特工打死了一个未经任命的日本官员，还打伤了一个日本官员。数小时后，第三个日本官员遭到枪击。旋即，一名中国枪手又重伤了在一家与伪警察有关的工厂工作的华人。

　　2月26日，一名日本士兵被杀，另一人被伤。并有一个日本水手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枪手的袭击。当天晚上，当伪警察王勇离开普家渡的家时，一个中国特工朝他的腹部开了数枪。

　　3月12日，一位通敌银行家与日本妻子所生的23岁的儿子吴孝安，在离开愚园路上的伊文泰夜总会时被绑架。3月14日，刺杀分子在歹土袭击了两个汪伪官员，杀死一个，打伤一个。

　　3月16日，苏浙皖统税署的首脑盛绶臣，被六名武装的中国特工开枪击倒在愚园路家门前弄堂内的小车内。3月17日，汪未经的卫队队长潘之东在爱文义路上被击中颈部

　　。3月30日，一名中国青年向上海税务局官员沈植入的胸膛开了两枪。

　　4月9日，中国枪手们在苏州河北的杨树浦杀死了一名日本宪兵，打伤了另一人。

　　4月12日，两个中国刺杀分子在杨树浦杀死了两个日本宪兵队的下士。4月15日，税务局雇员陈虎辉在等公共汽车时，被一个中国特工击伤。

　　当天，一名中国枪手在新闸桥畔开枪击中了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兵的腹部。17日，前南市警察、今效力于汪伪政权的郭子元，在愚园路和爱多亚路的转角处被枪击致死。

　　这些民族主义暗杀的目标，几乎全是日本军人和水手，经常是值日岗哨及通敌的华人，一般都在为警方、税务机构，或者由占领军扶植的日华企业效力。如许多的袭击都获得了成功，很少再有军统杀手被捕获，基本都在事后逃入公共租界。

　　然而，国民党的“潜伏工作”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他们以前在特工活动交战中为南京政权效力的对手，将战事集中在了三个极有竞争性的舞台：报纸、法院和银行。

　　1937年11月，日军一击败上海的中国守军，便接管了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査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

　　为了避免对于日本审查机构这种有失身分面子的屈从，许多中国报纸都雇用了英、美公民为发行者，作为外国刊物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

　　例如，《申报》便成了美国的注册企业，表面上由美国律师奥尔曼(X  F.  Allman)发行，他也是工部局的成员。于是，“洋旗报”及其增刊便成了“孤岛”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反抗的最重要的论坛。

　　由于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无法通过新闻检査而操纵这些“洋旗报”，只得诉之于恐怖活动。

　　从1938年2月初开始，外国注册报纸的职工和编辑们便受到了威胁，如Evening  的袁伦仁，以及《大美晚报》(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的中文版)的总编张似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时候收到的则是内装死人断手的盒子。

　　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警告他们：要么停止反日活动，要么面对可怕的结局。

　　那些拒绝停刊的报社便可能遭到炸弹或枪火的袭击，犹如张似旭的遭遇那样。1939年7月16日，他正坐在南京路一家德国餐馆喝咖啡和吃三明治时，受雇于汪伪政权以及日本的枪手们突然冲上来，向拒绝和''东亚新秩序”合作的华人、或对这一合作显得犹豫的华人射击。

　　被认为批评日本战略的外国刊物发现手榴弹从窗外被扔进来。美国人晚报的总编辑高尔德(Randall  Gould)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将以各种方式报复的恐吓信。

　　上海最大的日报和抗日最有力的支持者《申报》，尤其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其“发行人''奥尔曼是受到南京伪政府“驱逐”威胁的七位外国报人之一，总编朱岳在1939年6月遭到一个恐怖分子的枪击而受伤。

　　两个携带武器的蒙面日本人还在《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Hallcti  Abend)的寓所殴打了他。1940年2月被汪伪政权载入黑名单的83位教育家、艺术家、作家、编辑和记者中，有10人是《申报》的雇员。

　　黑名单上的每个名字下都标明了“死”。因此，许多人都藏匿起来，或者前赴重庆。黑名单上的一位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故意在其目的地的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

　　他还要指示家属，如果自己死于歹徒之手后该如何处理;一旦他在报馆工作，在钢门里面编排报纸，使用铁栅防护的印刷机时，他便始终处于高度不安的状态中，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回到家里。

　　在受到袭击的所有刊物中，《申报》乃是主要目标。报馆被炸了三次。第一次暴行发生在1940年1月，当时有3人扔进了  4颗手榴弾，炸死1人.炸伤19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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