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 越过

　　最初，他觉得汪未经的统治是统一的突击力量，但他渐渐地对发生的事件迷惑不解。就对待人民的态度而言，领导人的行动是违背逻辑的，无法容忍的。不仅詹国强或者梅思品的人私下议论这一点，而且连76号的特务、汪先生的助手们和办公厅的人有时也敢于谈论这方面的事。值不值得因为逮捕工友而引起全世界对自己的反感呢？有没有必要监狱里迫害共产党人呢？大规模地屠杀是否合乎情理呢？野蛮地对待战俘是否有理由呢？不仅机关里的普通工作人员，而且连詹国强、最近还有常凯申一类的高级领导人也相互提出这些问题。

　　但是，尽管他们相互之间提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明白汪未经的政策多么有害，但他们仍然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这种危害极大的政策服务，有些人服务的技艺还相当高超，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们把总统和他的亲密助手们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政策，变成了具体可感的行动。全世界正是根据这些行动来谴责德国的。

　　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信念，确认民国的政策常常是由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制定的，李广元心里就充满对这个国家的新的仇恨；这不是先前那种仇恨，而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仇恨。他内心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仇恨背后，是对人民的爱；他在沦陷区人民中间已生活了漫长的十二年“实行票证供应制？这是日本、邱吉尔和国民政府的过错。在南京城下退却呢？这怪军队不利。上海城下惨败呢？这是那些当了叛徒的将军们的过错”人民相信了这些答案，然而给他们准备这些答案的人却不相信这些谎言。厚颜无耻被誉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谎言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象征。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真实谎言的概念。了解真情的人们可以相互望着对方的眼睛撒谎，而且他们准确知道，对方会接受这种必不可少的谎言，并且把它和他所知道的实情加以对比。那时，李广元痛恨那句残酷的法国谚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他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翻版。这是为可能产生的奴隶制和暴行辩解。被汪伪政府引向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人民有什么过错？饥饿产生着自己的“代言人”汪未经以及其他匪帮。

　　有一段时间，李广元对自己这种隐秘在内心的对“同事们”的深深的仇恨感到害怕，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细心观察、嗅觉敏锐的人，这些人善于望着对方的眼睛琢磨沉默的含义。

　　他感谢上帝安排的机遇，使他及时医治了眼病，所以他几乎一天到晚戴一副墨镜，尽管起初他感到鬓角酸痛、头疼欲裂实际上他的视力好极了。

　　“斯大林是对的，”李广元心想，“汪未经之流换来换去，而人民没有变。但是那些汉奸下台之后，国人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不能寄希望于坦克，我们的坦克和美国的坦克，它们可以防止重现吗？等待我的‘同事们’和同龄人这一代死绝？这一代人在死绝之前已经向青年和自己的孩子们传播了所谓的有依据的谎言和铭刻在心的恐惧感。把这一代人彻底消灭？然而屠杀会引起新的流血事件。需要使国人得到保障、他们应该学会享受自由。然而，教会全体人民享受给予每个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切实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这一点大概是最复杂的”

　　有一段时间，李广元觉得，一方面是人民绝对不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是总统完全盲目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暗中不满情绪，很快就会转变为特务、间谍和军队领导人的叛乱。然而这种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这三个官僚集团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追求个人名利和各自的目标。像汪未经、詹国强、吴四宝一样，他们发誓忠于国家和民族，但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自己，仅仅是自我。他们脱离普通人的利益和需求愈远，这些利益和需求在他们的观念中就变得愈抽象。人民沉默的时间愈长，李广元就愈多地听到自己的“同事们”说：“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而且这句话说得幽默而又平静，有时带几分嘲弄的意味。

　　“这些暂时得势的家伙，他们只顾自己一时快活，而不顾老百姓死活，”李广元心想，“他们不会组织任何叛乱的。他们不是人，市是耗子。他们将来象耗子一样死去，每个人都死在自己洞里”

　　常凯申坐在壁炉旁李广元心爱的安乐椅上，问道：“关于司机的谈话在哪里？”“没录进去。我又不能让吴四宝停下来，不能对他说，‘等一下，我重新绕一下磁带，吴四宝同志’当时我对他说，我已经查明，好像是您，就是您，为挽救司机的生命付出了极大努力”

　　“他回答些什么？”

　　“他说，在地下室里多次严刑拷打之后，司机很可能被搞垮了，对这个司机已经不能再相信了。他对这个问题不大感兴趣。因此，您可以大胆放手地去做，高级总队长。为了防止万一，您可以把这个司机拘留在您那里，好好养着他。吴四宝他们会看到这些的”

　　“您以为他们对他不再感兴趣了？”

　　“谁？”

　　“吴四宝”

　　“什么意思？那个司机已经是用过的材料。为了防止万一，我可以把他拘留起来。而那个共党‘女钢琴师’在哪里？她现在对我们是大有用途的。她的情况怎么样？已经把她从医院里接出来了吗？”

　　“她怎样才能对我们有用呢？在无线电收发报方面她应该做的，她会去做的，可是”

　　“这是对的，”李广元附和说，‘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您设想一下，能否采取某种办法使她与在瑞士的沃尔夫取得联系。做不到吗？”

　　“空想”

　　“也许是的。有时我喜欢幻想”

　　“以后再说吧。总之”

　　“什么？”

　　“没什么，”常凯申收住话头，“我只是在分析您的建议。我把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让罗夫做她的工作”

　　“他做得过火了吧？”

　　“是的有点过火…”

　　“所以他被打死了？”李广元低声问道。当他走在76号总部大楼的走廊上，前去会见吴四宝的时候，他得知了这个消息。

　　“这是我的事，李广元。让我们约好吧：您应该知道的东西，您可以从我这里得知。我不喜欢人们从锁孔里偷看”

　　“从哪方面说呢？”李广元严厉地问道，“我不喜欢人们在打古老的波兰朴烈费兰斯牌时把我当成笨蛋。我是个赌徒，而不是笨蛋”

　　“一向如此？”常凯申笑了笑。

　　“几乎是这样的”

　　“好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现在我们再把这一段听一遍”

　　常凯申按下“暂停按钮，中断了吴四宝的谈话，请求说：“往回倒二十米左右”

　　“好吧。我再煮点咖啡吧？”

　　“您煮吧”

　　“来点白兰地？”

　　“老实说，白兰地我受不了。我一般喝伏特加酒。白兰地含有丹宁酸，对血管有害处。而伏特加可以暖身子，道地的农民饮料”

　　“您想把谈话记录下来吗？”

　　“不必了。我记得住。这里是一些很有趣的转折”

　　李广元打开录音机。

　　吴四宝：杜先生是否知道他代表詹国强呢？

　　李广元：我想，他可以猜出来。

　　吴四宝：在这样的场合，“我想”不是回答。假如我得到准确的证据，证实他看作詹国强的代表，那么我就可以郑重其事地说，联盟不久即将垮台。也许他们同意与詹国强接触，那时我必须弄到他们谈话的录音。您能否搞到这样的磁带？

　　李广元：首先应该从那里得到保证，证实他是以詹国强的密使身份行事的。

　　吴四宝：您为什么认为他没有向他做过这种保证呢？

　　李广元：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出一种设想。敌人的宣传机构瞧不起詹国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恶魔。他们很可能努力回避代表什么人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代表军界的什么人。

　　吴四宝：我需要使他们弄清楚代表什么人，让他们从他本人那里得知。恰恰要从她口中或者至少是从您的口中

　　李广元：什么意思？

　　吴四宝：什么意思？意思很广泛，李广元，请相信我，非常广泛。

　　李广元：为了实施行动，我需要明白行动的本来意图。假如有一班人马同我一道工作，也许我就不需要这么做了。每个人都向上司提出自己的看法，上司从大量的材料中得出准确的结论。因此我无须了解总任务，只须完成自己的任务，把握住自己的环节就行了。遗憾的是，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吴四宝：如果让延安方面了解到西方盟国正在同詹国强谈判一您认为那边会高兴吗？他们不是同那批愿意投降的将军们谈判，不是同彻底被瓦解、并且已完全堕落的败类谈判，而恰恰是同那个能够把国家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钢铁堡垒的詹国强谈判，您觉得怎么样？

　　李广元：我想延安得到这个消息不会高兴的。

　　吴四宝：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比如说，或者某个别人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会不会相信呢？

　　李广元：人选问题大概要同常凯申商议一下。他可以挑选一个有价值的人，安排他逃跑。

　　吴四宝：常凯申时常向我献点殷勤。

　　李广元；据我所知，他的处境极为复杂：他不能像我一样可以孤注一掷，因为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再说他直接属詹国强领导。如果懂得了这个复杂性，我想您会同意这个看法的。也就是说，要完成这项任务，非他不可，而且要使他感觉到您的支持。

　　吴四宝：是的，是的，这一点以后再说。这是枝节问题。现在谈主要的：您的任务不是阻挠谈判，而是促进谈判。您的任务不是掩饰延安的阴谋家们同詹国强的联系，而是揭露这种联系。这种揭露要恰如其分，使詹国强在汪先生心目中威信扫地，同时又使他在延安心目中丧失信誉，使他们在詹国强心目中丧失信誉。

　　李广元：如果我需要具体的帮助，那么我可以同准接触？

　　吴四宝：执行詹国强的一切命令，这是成功的保证。不要避开大使馆，否则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因为党务参赞会了解您的情况。

　　李广元：我明白。然而，也许我需要有人帮助我反对那边。只有一个人可以向我提供这种帮助，那就是常凯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依靠他吧？

　　吴四宝：我不大相信那些过于忠诚的人。我喜欢沉默寡言的人

　　恰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李广元察觉到常凯申哆嗦了一下。

　　“对不起，高级总队长，”他说着摘下话筒，“李广元”

　　这时他听见报务员的声音。

　　“是我”她说，“我”

　　“是的”李广元回答说，“知道了，党员同志。在什么地方等您”

　　“是我”报务员重复一句。

　　“怎么找您合适？”李广元又提醒她一句，一面向常凯申指了指录音机，意思是说，电话是吴四宝打来的。

　　“我在车站我在警察办公室里…”

　　“什么？我明白。知道了。我把车开到什么地方？”

　　“我顺便到车站来打个电话”

　　“车站在什么地方？”

　　他听清楚报务员说的地址之后，又重复一句，“是的，党员同志”然后放下了话筒。

　　通话时他来不及思考。如果有人继续窃听他的电话，那么明天一早常凯申就会得知有关情况。虽然常凯申很可能已取消了窃听设备，但他曾多次向李广元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让他提防窃听。事情是很清楚的，他们在继续进行窃听。关键是要营救报务员。有许多情况他已经知道，其他情况可以考虑周到一些。现在去营救报务员。

　　她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拿起自己的帽子。她的帽子放在写字台上，盖住了压在玻璃板下她本人的照片。那个警察始终没有注意她。她向门口走去，情绪极为紧张，生怕背后有人喊住她。特务分子通知各警察局追捕一个抱孩子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人，但这里却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头发斑白的女人，并且没有抱孩子，至于眼睛相像，那么世界上眼睛相像的人谁数得清呢？

　　“高级总队长，您等我一会儿好吗？”

　　“秘书会不会跑去向詹国强报告，说我离开办公室三个多小时不知去向？吴四宝为什么要打电话来呢？您事先没有告诉我，他可能会打电话来”

　　“您听见了，他让我赶快去一趟”

　　“您同他谈过之后，立刻到我那里去”

　　“您认为，您的秘书正在做反对您的工作？”

　　“恐怕他已经开始做了。他很愚蠢，我一向喜欢勤勤恳恳的愚蠢的秘书。可是想不到这种人在胜利的日子里很可爱，而到了濒临失败的时候，就开始坐立不安，千方百计地寻找后路。这个傻瓜，他以为我愿意英勇捐躯而詹国强是好样的；他在秘密寻求和平的途径，连我的秘书也能明白他的意图。秘书不会在那里的。现在值勤的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小伙子，他喜欢写诗”

　　过了半个小时，李广元已帮助报务员上了汽车。之后，他开着汽车在城里转了半个小时，留心观察有没有人盯梢。

　　报务员向他哭诉了她今天遭遇的一切。

　　他一边听，一边琢磨她奇迹般地逃脱是不是常凯申的毒辣圈套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发生了每个侦察员都熟悉的那种情况。

　　这种情况在侦察员的一生中只有一次。

　　他开着车在城里转了转，然后沿着环绕上海的公路驶去。汽车里很暖和，报务员坐在他身边，孩子们在她膝盖上睡着了。李广元在继续思考：“如果我现在被他们发现，如果常凯申终于得知和我通电话的不是吴四宝，而是一个女人，那么我就断送了整个事业。那么我就没有机会阻止詹国强在那边的阴谋。这太令人遗憾了，因为我在即将接近胜利时遭到了失败”

　　李广元在一个路标旁减缓了速度，路标上写着：至青浦三公里。从这里前行经过苏州河可以抵达青浦。

　　“不，”李广元拿定了主意，“厨房里的茶碗挪动过位置，从这一点看来，常凯申的人白天来过我的住所。天晓得呢，也许为了我的‘安全’，他们会按照常凯申的指示回到我的住所去，特别是在这次电话之后”

　　“小姑娘，”他说着猛地踏了一下制动器，“坐到后排座位上去吧”

　　“出什么事啦？”

　　“没出什么事。一切正常，小姑娘。现在一切都完全正常，现在我们俩是胜利者。不是吗？用蓝色窗帘遮住窗户，睡吧。我不熄火。我把你锁在我的汽车里面，谁也不会动你的”

　　“我们现在去哪儿？”

　　“不远，”李广元回答说，“不太远。安静地睡吧。你应该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许多急事需要奔走呢．．．”

　　“什么急事？”报务员在后排座椅上坐舒服后问道。

　　“令人愉快的急事，”李广元回答说，同时他心想，“很难给她说清楚。她头部受了震荡，这不能责怪她”

　　他在距离詹国强的单独宅院三栋房子的地方停下汽车。

　　“但愿他能在家里，”李广元像念咒似的重复着，“但愿他没有去见梅思品，但愿他在家里”

　　詹国强果然在家里。

　　“支队长，”李广元没有脱外套，便急匆匆地说，他在詹国强对面的一把椅子的边缘上坐下来。詹国强穿一件暖和的睡衣，赤脚穿着一双拖鞋。李广元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脚踝上的皮肤苍白而细嫩“常凯申对延安在那边的使命有所了解。”

　　“您疯了，”詹国强说，“这不可能”

　　“常凯申建议我为他工作。”

　　“常凯申为什么偏偏来建议您呢？”

　　“大概，他已派人去追捕老师；这是我们的生路，我应该到延安去。我去指导老师的工作。您应该拒绝承认延安的使命”

　　“您到延安去，立刻动身”

　　“可是身份证呢？是否利用一下‘窗口’？”

　　“这是愚蠢的。那边的反间谍人员会逮捕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需要讨好美国人和苏联红军。不，您到那里去找我们的人，为自己挑选一些可靠的身份证。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不必了。您写封信吧”

　　“您有笔吗？”

　　“您最好用自己的笔写”

　　詹国强用手掌抹了扶脸，强作笑颜说：“我还没有睡醒问题就在这里”

　　李广元驾驶着汽车向边界飞驶。他口袋里装着两份护照：他自己的护照和他妻子的护照。

　　通过边防哨卡之后，他转过身来对报务员说：“现在好了，小姑娘。可以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这里已经是延安的地盘。天空异常晴朗，没有一丝云彩。背后几十米以外，天空也是这样高不可测，空中同样悬挂着一轮在晨曦照下变成了谈黄色的月亮；在那透着绿意的橙黄色色的天空里，云雀同样感到凉意。那里的天空同样是美丽他天空，然而那是国家的天空，在那里，时刻都有可能出现异常漂亮的银色飞机；这些飞机每秒钟都可能投弹；炸弹随时可能给大地带来死亡。在最初的一瞬间，这些炸弹看起来好像是银白色的，躲在地面上观察投弹的人眼看着炸弹向他们的鼻梁落下来，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紧接着道旁乌黑的春天的烂泥腾空而起。这些杀人武器的速度是那些暂时还活着、但已孤立无援、濒临绝境的人们所无法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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