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111]怪自己
“妈妈偏心。”她这样说，然后被母亲打了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响起时，连母亲自己都震惊。急忙把她抱进怀里，一下一下拍着背，等那一阵热辣辣的痛感平息，才擦干她眼角的泪，告诉她：“下次不可以这么说了。妈妈会伤心的。”
早川明理胡乱点头。然而，为什么不让说？她不明白。幼儿画报里没教过。
在她看来，那就是偏心。心长偏了，一边重一边轻，新学的动词，再准确不过。让她一个人睡儿童房，是偏心；早上没时间给她梳头，是偏心；让父亲送她上幼儿园，是偏心。老师不在，幼儿园教室的门不开，保洁阿姨拖着扫帚过来，她搬着小板凳，乖乖坐到花坛边。西瓜虫从灌木丛底下爬过去，被她一个一个拨到水泥板上，列队，出操。排到一半，阴影遮住了花坛，班上最调皮的男生跑过来，像是重磅卡车，啪，一脚踩死了三个西瓜虫。
“你早上起来不梳头？”他用力拍了拍她的脑门，“难看死了！”
“会变笨的！”她腾的站起身，揪着他的耳朵便把他往花坛里摁，“你说我难看？”
老师赶到现场的时候他俩都滚了一身泥。损耗小板凳一把，月季花半片，西瓜虫数个。路过的同学尝试拉架，反倒被卷入战局，断了半条眼镜腿。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刚上幼儿园就要戴眼镜，这很帅吗？
她和那个男生被带到办公室罚站。鼻尖离墙壁只有五厘米。感觉自己快要变成斗鸡眼了，却听那个男生说：“野孩子。”
“你再说一遍？”动画片里是这么演的吧？
“野孩子！”他顿了顿，仔细思考措辞，“丑女！短腿！”
早川明理冲他露出一个超级恐怖的微笑。
据说用手刀击打后颈可以让人昏过去——至少动画片里是这么说的。她简单尝试了一下，效果很好，男生哇哇大哭，她则在办公室里站到了中午。外婆来领她回家，老师蹲下身，目光放到和她平齐，说你已经做姐姐了，你得懂事啊。她的嘴像是拿针缝上，不点头，不摇头，一言不发。
她一回家就把头发剪了。用的是儿童手工剪刀，安全，无害，不锋利。因为安全无害不锋利，所以剪得坑坑洼洼，彻底变成了骂人话里的丑女。母亲刚哄妹妹睡下，看她佯装无视坐到饭桌前吃饭，便问她怎么回事。
早川明理不想说。
“告诉妈妈。”饭后，母亲把她带到儿童房，摘掉她脸上的发茬，又问了一遍。
她看着母亲身后，自己的小床，早上起来，被子还没叠过。半年前，他们告诉她，等她长大一点，这里会换成双层床。什么是双层床？她疑惑。他们说，就是那种“可以爬上爬下的床”，她可以和妹妹一起睡。爬上爬下？她很开心，仰着头追问，可以装滑滑梯吗？
现在她没有那么开心了。
“妈妈偏心。”她字斟句酌，心想要怎样才能描述自己的处境，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和同学打架大了一身泥的，野孩子，或者丑女。
然后她就被母亲打了一巴掌。
早川明理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那一巴掌是怎么回事。外婆告诉她，妈妈是很辛苦的。昨天晚上妹妹吵夜，怎么都哄不好，就是不肯躺下，母亲坐在床头抱着妹妹，一抱一夜过去，第二天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却还要忙里偷闲给她烧早饭。因为她只吃一种茶碗蒸，别人做的碰都不碰。
“可是妈妈不应该打我，”她睁大眼睛，努力讲道理，“就像我不可以打别的小朋友。”
外婆沉默片刻，忽然说起“阿姨”，也就是外婆自己的后母。关西人，口音难懂，第一次来家吃饭的时候，几乎不说话。往后也总是沉默的模样。“那时候家里大扫除，阿姨拿了个花瓶让我洗。家里楼梯窄，又黑，我人只有一点点大，捧着那么高的东西，一个没踩稳就滑下去了。楼梯口放着一盆水，我连人带花瓶摔在水里，直接变成落汤鸡。”
“‘阿姨’打你了吗？”她问。
外婆摇摇头。
“骂你了？”她又问。
外婆还是摇摇头，把她的脑袋搂在怀里，说：“但是她也没有问我，摔伤了吗，痛不痛。”
早川若有所思。后来母亲把她叫到房间，和她挨着床沿坐下，看着她的脸，认认真真道了歉。第二天，是母亲来幼儿园接的她，还带她去理发店剪了正经短发。虽然只字不提以后会送她上学，但光是这样，就已经很辛苦了。
于是她坐直了腰，跟外婆说：“好吧。”
后来她才知道“好吧”在互联网上是拿来骂人的。
无论如何，从这天开始，早川明理决定做一个懂事的人。如果不能非常懂事，至少做一个有用的人。然而“有用”究竟是什么样的，她却不知道。不再和同学打架算有用吗？在幼儿园过家家里成为“女王”算有用吗？这些都不算，好，那么独立完成全部作业算有用吗？竞选班长算有用吗？国小一年级的秋天，她代表班级参加学校比赛，每人五分钟，讲述家乡故事。她拿着自己第四个的号码牌和其他同学第一个的号码牌交换，母亲笑她，怎么这么傻呀，第一个亮相，肯定拿不到好名次——她的眼泪掉下来，问，为什么不第一个上台？我是a班，而且，做事情，不是越靠前越好吗？
记得她念高一的时候，妹妹进入所谓青春叛逆期。小孩子都一样，自以为藏得很好，其实眼神和腔调早就泄露了秘密。无非是那些：热衷于宽宽大大的t恤，嫌弃父母接送上学，社交主页仅三天可见，归属地在洛杉矶，动辄冒出网络流行语，说一半，吞一半，饭桌上一言不发，抱着电话能聊一晚，明明只是小学毕业，却伤心地有模有样，仿佛国中不在神奈川，即将老死不相往来一般。
她倒是挺好奇小姑娘有没有谈恋爱的，只可惜妹妹不告诉她。很想叮嘱千万别相信国小男生，热衷逞英雄，海誓山盟，说得比什么都好听，其实自己也就一米六，刚刚开始生长发育。可惜，妹妹连这机会都不给。偶尔母亲会露出苦恼的表情，问她，不是一个妈生的吗？你怎么就没有过？她只是笑。
我怎么没有过？只是你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早川明理是怎么长大的。像是那种32倍速快进的电影，你坐在屏幕前，睁大眼睛，却只能看到断片的图像，和一串叽里咕噜的尖锐杂音。只有她自己知道。母亲有时和她聊闲天，问她记不记得哪一年下过大雪，哪一年去了四国，哪一年家里换了新车。她对答如流，记忆像文件夹，点开一个，还有一个。她说，下大雪的第二天，妹妹发了烧，捂在床上看《巴巴爸爸》，发现里面的角色用脚踩葡萄酿酒，便大惊失色，还偷偷闻了父亲的酒里有没有臭脚味。去四国那次，因为太兴奋了，自己一直在后排小声说话，结果被同行的老太太看了好几眼。新车开进家门，妹妹刚会走路不久，抱着娃娃在庭院里蹒跚，跌跌撞撞，被喇叭声吓到，差点摔一跤。
母亲起初还和她争辩时间点，后来听多了，反而被她说服：“你怎么都记得？”
“我感觉我像个捡破烂的，”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什么都收。”
母亲开玩笑，那下回不能亏待你了。从小到大，打过你几次，不也记得一清二楚。
“是啊，”她点点头，“一次是我说你偏心，一次是我冒充家长签名，还有一次是计时写口算题，我写了十五道，然后才告诉你，可以开始了。你对了对时间，发现快得不正常，得知我撒谎，所以打了我手心。”
母亲一时哑然。半晌，才把早饭推过来——也就打打手心，难道不该批评吗？
“没说不应该啊。”她喝了一口牛奶，“不过也没什么用。后来我依然冒充家长签名，没考好嘛，怕被骂。只不过事情做得更隐蔽了而已。”
她也知道，自己是很幸运的。家境好，家教也好。虽然父亲是标准的丧偶式育儿，但他工作的确忙，也的确赚了不少钱；虽然母亲的精力总是放在妹妹身上，但对她的关照，也不算少，可称吃穿不愁、有求必应。相比之下，还有太多从一开始就没得选的错位的人生，只能任由其一步步错下去。就算是真有天赋本领，也挨不过那些每天背着印有报纸赠品字样的书包上下学的拮据，挨不过那些在大呼小叫里吃进去的一日三餐，挨不过那身边每个人都活一天算一天的日日夜夜。像她这样的苦恼，拿去投情感节目，都排不上号。审稿的人会说，一没戏剧性，二没冲突性，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而已。
她其实并不怎么讨厌妹妹，甚至称得上喜欢。一点点大的小女孩，穿她穿过的衣服，吃她买回家的零食，从她的被窝上爬过去，第一句会说的话是“妈妈”，第二句是“姐姐”。没人狠得下心。要说五六岁的时候，也起过一些邪恶的念头，比如想写一篇童话，女主角把妹妹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追悔莫及，遂通过各种办法挽回已发生的悲剧——只是想想，没有动笔。
小孩子的逻辑是向外界要答案，就像考试，即使是开放题，也有答案。即使一句“言之有理即可”，也是答案。她的所有失落、怅然、难过、不平，都一定有原因。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做错。于是怪来怪去，只能怪自己。是她不够好、不够懂事、不够有用、不够努力。
长大后的早川明理已经完全看开。于情，那不过是骤然失去关注，心里有坎过不去；于理，从近到远，从个人到结构，角度更是无穷无尽：父母都有兄弟姐妹，在他们眼里，多子女家庭“不成问题”；身边的朋友基本是独生子女，与同辈的相处“不是问题”；社会的少子化趋势，“现代家庭”的道德逻辑，都催生出一种娇贵的心灵……可惜这些迟到的答案，像是不合尺寸的衣裳，容纳不了她的身体，无法填补幼时空白的问题。小孩子惯于钻牛角尖，不会想听这种面面俱到的分析。
怪自己的逻辑，一度派生出许多荒诞的想法，譬如我为什么不是妹妹，我为什么没有患上那种需要家里人时刻担心的病，政府为什么不要求大家只生一个小孩，甚至，根据同学的经验，如果我是男孩子，爸爸妈妈会不会更器重我一些。
每一个想法她都记得。它们在她心底短暂地生长过，郁郁葱葱，然后因四季交替而枯萎、湮没。这些残根断枝化作肥料，和风雨云露共同哺育起一株植物。它向阳、健康、茂盛，叶脉交错，诠释着“有用”的所有含义，拿大人们的话说，就是好好读书、好好考试，积极、主动、上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出色。倘若再给它一个名字，那么，大概是“优绩主义”——这同样是小孩子不想听的分析。
作为小孩子，早川明理就这样长大了。外人看来，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更隐蔽？”母亲很好奇。
她咬下三明治顶端的尖角：“如果考差了，一回家，就找个学习的借口，把你手机拿过来。老师发短信的话，就把短信删掉。这样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考了试。写作业也一样，独立完成就好了，也不用你插手。”
母亲歪着头：“你就没失手过？”
她朝天翻了个白眼：“我也没考差过几次。”
在十二三岁左右认识早川明理的人都会说她有点傲气。当然，是那种小小的聪明，小小的傲气，类似于便利店里获得的找零，看着亮闪闪的，装进兜里叮当作响。摆你一道，但也没什么坏心。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问题，她从来没有问过。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她告诉自己，要好好读书，而她恰恰很会读书。又告诉自己，要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而她恰恰不讨厌那些活动。表扬和鼓励唾手可得，只要多一点刻苦、多一点细心。很快便没有人叮嘱她要懂事了，因为谁都知道，早川明理是最懂事的孩子。
这里面可传授的经验很多：比如，报喜不报忧，尽量少提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比如，删掉老师发来的短信，熟练应付考卷上的签名；比如，尽量表现得成熟、稳重、独当一面，即使犯了错误，也会被老师通融。那时节，母亲不认识她的班主任，不了解她的学习情况，去开家长会，兜兜转转走错了教室。父亲则更过分，一坐下来就开始玩手机。回家问他，老师说了什么？一问三不知。
父母的关注渐渐不再困扰她了。随着年岁增长，它和扔在床底的玩具箱一样，成为了碍手碍脚的多余之物。修学旅行时，她站在队伍末尾，拖着自己收拾的超大行李箱，告诉同学：“我妈没空管我。”抱怨中流露出得意，叮叮当当的，像是找零晃动的声音。
国小五六年级，她举手投足里都有这股得意。去好朋友家玩，对方家长问她，成绩这么好，平时怎么学的。她天真烂漫地一抬头，说就这么学啊。对方家长又问，作业做这么快，也教教我们某某呀。她心知不过是客套，然而嘴上反应比脑子更快，扔过去一句，那还不简单，用上课的机会写呗。一天的课上完，作业也写完，回家就轻松了，还可以看看课外书。难吗？不吧，一本英语练习册，我开学第三周就做完了。
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惊讶，要多好的朋友，才能忍受她。换个脾气暴躁或心思敏感的，大约直接翻脸不认人了。类似的事情她做过不少，前排女生的父亲常年外派纽约，自然要和人吹嘘，她却从不接茬，还专挑人家话里的漏洞，说银行职员表面光鲜，实则如履薄冰；老师选人参加奥数竞赛，分明是卯足了劲儿学的，却非要装出举重若轻的通透样子，说我从来不对答案，对答案有什么用呢？交上去的卷子横竖不能改，自寻烦恼而已；同班男生往她抽屉里赛情书，她偏偏找上门，问他为什么喜欢自己，看他面红耳赤，还要补上一刀，“你喜欢的是我，还是自己脑补的东西”。
她知道有人在背后议论她，都不用打听，肯定的。学校就这么小，推开卫生间的门就能撞上。然而她偏偏就要这样的不喜欢，这样尴尬、妒忌、愤恨的眼神。仿佛别人越不喜欢，她的存在，就越不容置疑。
上了高中，好朋友再聚首，和她回忆往昔，说那次她离开后，母亲如何叮嘱自己，早川的话是不能信的，小姑娘看着品学兼优，其实心思深沉，以后一块儿玩的时候，也不要被她带跑偏了。
早川已经练就油盐不进的本事，当即便笑了，说我也就早熟一些，阿姨何出此言呢。好朋友也没往心里去：“我妈说，你要么就是说谎，想耽误我学习，要么就是虚荣，特地炫耀一下。”
“耽误你学习这个罪名太大了，”她摆摆手，“还是虚荣比较切实际。”
大人的眼睛往往毒辣，一下便把她看破了。后来，终于见识过天赋的头脑，和真正明敏的心灵，早川明理才承认，那是多么浅薄的得意。自己的确虚荣，甚至多少有些偏执。那五味杂陈的眼神，美好又辛辣，是叫人上瘾的。曾经，为了这一点点存在感，她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比如那次未果的作弊，想来真是惊心动魄，抄和不抄之间，只差一点；侥幸脱逃和违规受罚之间，也只差一点。说起来呢，不过是为了考前，有人在她面前说，到了中学，男生的成绩会比女生更好，叫她珍惜这考第一名的最后机会，因而生出的不服气。
但她也知道，真正强大的人根本不会不服气。就像幼儿园的时候，和男同学打架，不是因为他踩死了西瓜虫，而是因为那句“野孩子”，恰好击中了她心底的恐惧。
她的确害怕。头一次难倒她的排列组合，没人能做出的压轴大题，3比1的录取率，神奈川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把小抄一叠二、二叠四塞进口袋的时候，自己都知道，小夜灯能照亮的范围多么有限，这目光就多么短浅，却还是只能伸出手，去抓那一点能抓住的确定。
就像后来，她很懂得爱情不过是幻觉，却还是忍不住，要爱他到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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